前些年，揭开在天全县城厢镇向阳村三组的天全田野里，伫立着两组四根石斗桅杆。石斗AG超玩会桅杆用青石材质雕刻，桅杆前一组在洪川庙遗址前，揭开经初步测量，天全两杆之间相距16米，石斗遥遥相对，桅杆形状标准完全相同。揭开桅杆总高8.4米，天全呈八角形状，石斗底部周长1.1米，桅杆顶部周长0.5米，揭开上细下粗，天全在离地4米处套一个四方形大斗，石斗斗高0.4米，宽约0.8米，AG超玩会石斗呈梯形，上宽下窄。石桅杆离地6.8米处又套有一小斗，同样呈四方梯形，小斗高约0.3米，同样下小上大。桅杆顶端经雕刻呈圆球笔管状。其中一根石桅杆上竖刻有两行文字，左边为：甲戌科赐进士出身都尉府高兴宗。右边为：光绪丙子年季冬月，四房合族公立。后一组石斗桅杆竖立在离洪川庙不到三百米，小地名叫幺（牵）马坪的地方，同样相向而立，外观、形态、材料与前一组基本相同。

　　走访当地村民，一位满头白发的老人告诉我们，以前的洪川庙是高氏家庙，而幺马坪则是高氏家族的坟茔所在地。

　　 封建时代科举制度规定，科举选才分初试、会试和殿试三次，最终由皇帝钦定。进士分三甲，前三名分别叫状元、榜眼、探花，桅杆上提到的高兴宗名列二甲之序。

　　 据了解，石斗桅杆是封建科举制度的衍生物。在古代，读书人一旦金榜题名，便成为天子门生、国之栋梁，意味着前程似锦、光宗耀祖。提榜之时，中举学子在京城打马游街，风光无限，老家族人则竖石斗桅杆、昭告乡梓，其时，石斗桅杆往往分两组四根，一组立在宗祠，以激励后人，一组立于族坟，告慰祖先，每根桅杆上套一大一小两个石斗，四根桅杆刚好八只石斗，寓意才高八斗。在四川省，保存完整的石斗地桅杆有巴中的姜氏桅杆、郫都区的邓氏桅杆、温江区的陈氏桅杆等。

　　 据《天全州志》记载：清雍正之前，天全属土司统治，由于地处边陲偏远之地，天全未设学塾，科举无考场，即便是高、杨二土司的子弟也是外出寄读，考试挂靠别的地方。直到清雍正七年（1729年），实行“改土归流”后，天全始设州，开学设堂。天全的第一位，也是有记载的唯一进士是高溥，祖籍天全人，寄居郫县（今郫都区），清道光二十年（1840年）考中进士。高溥先是分配广东任职，后告老还乡回天全原籍祭祖，在家族祠堂竖有双斗桅杆，并修刻高氏宗谱分发族人。

　　 高溥和高兴宗是不是同一人？深入考察得出的答案是：他俩尽管都姓高，但不是同一人。《天全州志》载明，高溥考中进士的时间是1840年，而高兴宗赐进士的时间是1874年，前后相差了整整34年。 

　　 既然不是同一人，那高溥回祖籍所立桅杆又在哪里呢？查阅《天全州志·冢墓》，上有“五代安抚使高卜锡墓，在州西关外禁山麓。”据天全已故地方史专家裴大元撰文《高卜锡其人其墓》（原载1987年天全县政协《天全文史资料》第六期）介绍，20世纪80年代，天全县文保部门深入实地走访勘察，最后在几位老农指点下，方才解开了历史之谜：高卜锡墓志在禁门关岩坎上偏东的菜园地中，南对禁门关桥，西靠禁门关，北为大岗山，东为菜园。墓建于宋代，碑上有大宋字样，墓前立有双斗石桅杆，石桅杆毁于新中国成立前，墓志毁于1966年。由此推断：这墓志前的石斗桅杆应该就是高溥祭祖所立。

　　 但奇怪的是，史书为何没对高兴宗考中进士之事做记载？按时间推算，高兴宗赐进士是1874年，而清咸丰八年（1858年）版的《天全州志》已经成书16年，所以没有收录。

　　 综上所述，历史上，天全应该有两位进士，前者是天全籍，但他是挂靠郫县（今郫都区）获得功名的进士，后者是在出身都尉府，参加科考，名列二甲序列，赐进士的高兴宗。两人都曾先后竖立了石斗桅杆以示旌表，高薄所立石斗桅杆在禁门关前，高兴宗所立石斗桅杆在向阳村。很遗憾的是，高溥祭祖所立桅杆被毁灭，我们现在能见到的就只有高兴宗赐进士时立的石斗桅杆。如今，天全县文管所已将立于向阳村的石斗桅杆进行搬迁保护，待确定新址后，再进行展示。

　　 无论怎样，作为边陲偏远之地，又曾被土司统治近千年，一向文脉薄弱的天全，能出两名进士，确实出人意料，这也从另一角度反映了天全的钟灵毓秀、人杰地灵。

       杨中兴/文